香港工联会会长吴秋北：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一国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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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香港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会，成立于1948年，当时称“港九工会联合会”，1986年改为现名。现在有194间属会和58间赞助会，合共有252间工会，属会会员人数超过41万，是香港目前最大的劳工团体。
工联会多年来，贯彻“爱国、团结、权益、福利、参与”的方针，积极维护劳工权益，推动改善民生。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工联会会长吴秋北祖籍福建晋江，同时为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副秘书长、香港文职及专业人员总会会长、劳工顾问委员会委员（劳方代表）、标准工时委员会委员、厦门市政协常务委员。吴秋北还曾任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非全职顾问，2019年7月获颁银紫荆星章。
吴秋北日前接受深圳卫视直新闻驻港记者秦玥的采访。他表示，香港工运一直跟中国整个近代史、现代史以及中国共产党发展史密不可分，而且带动了整个中国的革命以及工运的发展。香港的工运的重要领导人苏兆征、邓发、曾生、陈郁等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香港的工会也把爱国爱港的精神一直传承下来。
吴秋北表示，香港的主体，香港的民众，所有的中国人都有爱国心，但不同时期的表现不尽相同。这与港英时期推行去国家化教育有关，当时港英政府既不希望香港人认同他们是英国人的观念，更不准香港人认同中国的国家观念，这扭曲了香港社会。
吴秋北认为，要加大年青一代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对国家发展的认识和国家近代史的认识，建立民族自信心。
“正面认识历史，我们就知道，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存在，也就没有‘一国两制’”，他说。
以下是文字实录。
秦玥 深圳卫视直新闻驻香港记者：首先想请会长分享一下，我们知道，工人运动其实在香港是由来已久，而且和中国共产党颇有渊源。您怎么看这其中的影响？
吴秋北 香港工联会会长：其实香港工运跟我们国家革命、国家的近现代进程息息相关。而且整个中国的工运在彭湃那个时期，就是以香港为中心的。例如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工运——省港大罢工就发生在香港，当时真的是震惊中外。省港大罢工也是世界上持续最长（持续16个月）的一次的罢工。也就是说，香港的工运是跟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革命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是带动了整个中国的革命以及工运的。
香港的工运起步点很高，而且是影响一代又一代人。香港的工运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干部储备的一个力量。比如说我们说苏兆征、邓发、曾生、陈郁等等，这些香港工运的人物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再比如上世纪30年代的抗日、救亡图存运动时期，香港工运的一些前辈投入其中，支援内地抗日，还包括参加东江纵队，以及上世纪40年代的内战时期。香港整个工运是一直跟中国整个近代史、现代史以及整个中国共产党发展史密不可分。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香港的工人也一直跟内地有互动，比如说我们支援内地的建设。香港“反英抗暴”时期，内地也给了香港工人很大的支持。
另外，香港受到各种天灾人祸的时候，内地都会伸出援手来支持。比如说香港吃水不够的时候，1963年香港大水荒，也是我们老会长陈耀材，他跟陈郁都是当年一起参加香港海员工会的，他们都是当时的宝安县（现深圳市）人。陈郁是当时广东省省长。所以陈耀材就打电话给陈郁，希望内地能够供水给香港。陈郁立即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后来周总理拍板之后，就有调东江水供港的东深供水工程。这些一直都是跟中国共产党、跟国家的领导密不可分。
到内地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也有好多专业人士到内地去参加建设以及进行投资。我们工会也组织了一些相关的活动。再后来，香港能够顺利回归祖国，也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这种执政的能力，把国家建设强大了，你怎么可能收回香港？所以我们的工会前辈都是最拥护香港回归的。
你看1997年香港回归那天磅礴大雨，我们的工友自发去迎接解放军进入香港。我们是盼望很久的这种心情，所以有这种表现。
所以香港的工运高举了爱国爱港的这面旗帜，为香港的工人和雇员争取权益，这些都是跟内地支持都有很大的关系。
秦玥 深圳卫视直新闻驻香港记者：刚才提到东江供水，其实我们可以从开始谈一谈。东深供水工程对香港经济社会的意义在哪里？因为近几年，有一些香港人觉得这个水是出钱买的，是商品，是等价交换。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吴秋北 香港工联会会长：水资源不是一般的商品，它是一个战略品。战略物资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不要以为它真的是天上来的那么简单。水资源必须是由国家统筹、国家去保护的。水对于民众的生活，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它怎么能够称为战略物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1963年的时候，香港大旱，很长时间都没有下雨，然后就“制水”（编者注：指港英政府对供水进行管制），一个星期只有4天供应自来水，每次只供应4小时，然后市民要轮流去接水。你很难想象这种生活怎么过。现在自来水龙头一开水就流出来了，很方便。但在当时那种情况，我们工友以及需要用水的各行各业，例如染织坊、汽水行业、电镀行业等等都大受影响。更不要说一般的生活。香港电影《功夫》回忆过去制水的情况，“楼下关水喉”，因为它水太少了，水压上不去，那就要楼下先停一停，然后自来水才能流到楼上去。
1963年包括香港在内的整个华南大旱，1964年国家就决定上马东深供水工程。国家在一年不到的时间内就把东江水引到香港来，从而解决香港用水困难的问题，香港有关的工业也得到了恢复。所以水是至关重要的战略品，是没有说错的。所以你不能说，我是随便可以用钱去买的。你当然现在去便利店去买一瓶水来喝是非常方便的，但作为战略资源的水是另外一回事。供水非常重要，而国家帮香港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用水那么方便，你就必须要饮水思源，不能说这是一个等价交换的商品。作为战略品的水不是随意卖的，也是不一定买得到的。当然也有说我可以去淡化海水。但是淡化海水也有弊端，成本很高。（编者注：香港曾建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海水淡化工厂，但7年后彻底关闭。1992年厂房被爆破拆除）
国家为了确保东江水供港，除了建设输水设施，还投资绿化做水源地保护，供水沿线也必要投入人力资源进行巡逻，因为除了封闭水管，还有部分是敞开的，这就必须要确保它的安全。在水源地和供水设施附近一定范围内都不能建设污染工业，这也是牺牲了当地发展利益的。这些都是看不见的成本，也不是水费能够解决的问题，这些隐形成本实际上都由国家和东深供水设施的当地来承担。
秦玥 深圳卫视直新闻驻香港记者：您刚才提到，改革开放后有一批香港人北上创业。他们被称为港商。港商北上，对香港工业有何影响？
吴秋北 香港工联会会长：香港人北上，有去投资的，有技术型人才，还有管理型人才。原本香港的制造业是以本地为基地的，所以产业北移会影响本地工人，这无可避免，因为工业往往会往成本低的地方迁移。香港也经历了这样一个“阵痛”期。所以我们工联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面临转型和对工人再培训的过程。当然，这是我们香港对内地改革开放所做的贡献，我们乐见其成。但我们的工人要转业，要接受再培训，八九十年代就是一个过程，我们成长的年代刚好是香港工业转型、产业北移的一个过程，这是香港社会必须承受的一个痛苦的过程。
秦玥 深圳卫视直新闻驻香港记者：现在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人才交流、北上南下更多。香港也在努力吸引各地、包括内地的人才，形成了新移民群体，也被称为新香港人，有几十万。您怎么看新香港人与香港本土社会之间的关系？
吴秋北 香港工联会会长：早期的内地新移民为香港经济起飞起到很大的作用。比如说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大量的内地移民投身香港制造业和建筑业，实际上是内地为香港提供了劳动力。而香港在内地改革开放后，也以人力资源输出的方式，将先进的管理和技术带进内地。
现在内地发展得很快，每一个地方都在抢人，无论是劳动力还是人才都受到重视。因为你要发展，最主要的还是人力资源。香港也一直在想办法吸引各方面的人才。内地随着经济发展，教育的提质，人才也很多，很多人到香港来之后比较容易找到发展机会。特别是内地到海外留学、然后再回来的，有一部分也留在香港，也有一部分是内地到香港求学，然后留在香港。人才交流有一种互相吸引的情况，是一个互补的过程，当然当中也有竞争。
现在内地发展也需要借鉴香港的一些国际化经验，比如说金融，法律方面的一些人才，这是香港的优势。但内地发展的速度很快，机会也很多，一些香港的人才就会被吸引过去。我也相信现在粤港澳大湾区那么蓬勃发展，肯定会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到大湾区工作，那也会让香港受惠。我们要从这样的角度去看人才的流动。
秦玥 深圳卫视直新闻驻香港记者：我们知道工联会一直是爱国爱港的中坚力量。我们读中国共产党党史也知道，上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就在香港筹办了达德学院，这也说明爱国爱港精神一直在香港绵延不断。您怎么看爱国爱港对香港社会的现实意义？
吴秋北 香港工联会会长：我想我们要真正地把这个问题想得更清楚。香港市民应该大多数都是爱国的，要不然我们这个社会怎么去凝聚？我们怎么能够收回香港？我们应该要有底气。工联会从一开始就是高举爱国爱港的旗帜。在工联会成立之前，香港的好多工会，比如说洋务工会、海员工会、摩托工会、海陆理货工会等，这些工会一开始就是很有民族意识。比方说我刚才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以及省港大罢工，一开始的原因就是待遇问题，是最根源的就是洋行、外国船东对于华人工人的不公平对待。华人海员的工资只有洋人的一半，有的甚至是十分之一。省港大罢工主要由于民族意识，当时有民族的冲突。英国和日本打死了我们的工人，所以引起了全国性的罢工，香港的省港大罢工是其中的一部分。
香港的本地工会都参与其中，早早地高举了民族的旗帜、爱国的旗帜，而这种基因一直传承下来，传递给我们工联会。所以香港大多数的劳动人民都是爱国的，他们一直传承着爱国爱港基因，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底气。当然在街头政治的这种角力当中，有时候爱国爱港的声音没有很好地发出来，有时候被反中乱港的政治斗争给遮蔽了，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香港的主体，香港的民众，所有的中国人都有爱国心。
这种爱国心之所以有时候表现不明显，是因为我们国家近代以来积贫积弱，令香港受殖民统治的高压——因为鸦片战争失败，割让了香港岛、九龙以及新界。港英殖民统治让一些香港的民众不太敢去表现他的爱国心，但是不等于他们的内心不对殖民者有抵触。
所以不同的时期爱国的表现形式都不一样的。工潮最高最盛的时候，这种声音就彰显出来，或者我们反英抗暴的时候，这种爱国的情怀也会表现出来，但平常可能就没有那么明显的表现。
再有就是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么多民众去欢迎解放军进入香港，这个也是一种爱国心高涨的表现，等于是一雪近代史上我们国家受到列强侵略对民族自信心造成的伤害之耻。
必须要认识到，重新让我们中国强大起来，充实民族的自信心，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我们这个梦想才实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带领了全国人民浴血奋战，摆脱列强侵略，建立新中国，让新中国强起来富起来，这是一个民族复兴的过程，最终要实现我们中国站在世界最前列的一个地位，从而重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
秦玥 深圳卫视直新闻驻香港记者：我特别认同，香港其实很多人都是非常爱国的。但是您刚才说到一个词就是民族，似乎香港社会对这个是比较淡漠的。甚至有些人都认为中国共产党这个词在香港都有点敏感。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国两制”又被香港人认同。您怎么看这种暧昧的现象？
吴秋北 香港工联会会长：你说的这种意识，并不只是纯粹的意识或者观念那么简单。它是在一个历史社会的不同的情况中呈现的。比如说港英统治的时候，它是不允许香港人有国家观念的。港英当局搞去国家化，它既不想香港人有英国的国家观念，也不想香港人有中国的国家观念。它整个教育都贯彻去国家化。
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面的香港民众，他们对于国家的观念是会模糊的。所以有一部分人丧失了国家的观念，或者说，他老是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国际的人”，这其实是很扭曲的一种现象。但也要看到，港英统治不是说全覆盖的，它的高压管治，其实也成为促进香港民众觉醒的因素。为什么会有反英抗暴？其实就是意味着它管治的失效，所以港英当局不得不改变策略，采取怀柔的政策，同时在教育中搞去国家化。
没错，长期去国家化的教育导致一些香港人的国家观念淡薄。但是你放心，当他遭遇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他的国家观念就会觉醒，例如遭到外国的粗鲁对待，或者歧视的时候。所以有一种说法，出了国就会特别爱国，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人家真的不把你当人看。所以长期来讲，香港的一部分人对于国家这种观念是比较薄弱，等他遭遇了不公平的时候，他国家的观念才会醒觉。
另外，必须认识到，香港早期一些的移民，有部分是内战中逃到香港来的。这是历史的原因造成了这些人对中国共产党有不同的认识。在港英时期，当局也是不让民众去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的，这也造成了一些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是片面的。这个影响了好几代香港人。尤其要看到，在英美主导的文化层面，是一直对共产党怀有敌意的。
但我们也要看到，在历史的进程中，也有很多香港人重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一些到内地工作、对内地接触比较广泛的人，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就会产生正面的认知。但2019年“黑暴”中，反中乱港分子又不断抹黑甚至妖魔化中国共产党，一些年轻人产生了负面的看法。这个过程有点反反复复。
这种情况也跟香港的媒体和教育有关，造成了年轻人有一定的片面的认识。我觉得年轻人一定要有机会到内地去看看，与内地的民众接触，这样他们的认识就会不一样。我们要加大年青一代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以及对国家发展的认识和国家近代史的认识，建立民族自信心。正面认识历史，我们就知道，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存在，也就没有“一国两制”。
秦玥 深圳卫视直新闻驻香港记者：说到历史，我知道会长您读了很多的书，包括不少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书。能不能请您和我们分享几个党史或者近现代史上发生在香港的令您印象深刻的事件？
吴秋北 香港工联会会长：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其实也包括我们香港的这些工运领袖，比如苏兆征，还有何耀全、邓发等等，其实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工人领袖。也就是说，我们香港工运为中国共产党的壮大，以及党员干部储备提供了人力资源的支持。这是令我觉得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香港的抗日史也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很深。比如说中国共产党组织实施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这是一个旗帜，而且我们工会的人也参与其中，这也是让我们工会的人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那真的是出生入死、舍生忘死的一种情况。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工会领袖，这个老前辈本来是在内地，接受了任务到香港来组织工会，然后以工会为载体来进行抗日工作。他每天上班的地方在赤柱，他是走路到筲箕湾来与其他工友开会讨论营救的行动计划（编者注：赤柱距离筲箕湾大约8.5公里，且山路居多）。以前没有车，只能走路，然后晚上开完会再走回去。晚上走山路，那个时候有没有灯我不清楚。他在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编者注：又称香港大营救）中担任交通员，就是传递情报信息。那个时候没有手机，要带一些信息，也不能写下来，只能背下来，当然他的记忆力超群。长期出生入死去做这样的事情，你要有多大的理想信念才能坚持下去！然后他还参与大营救的行动，协助文化名人从香港岛经过维多利亚港偷渡到九龙那边的海兴公园。整个大营救大概加上家属有800多人，没有一个人落下来，所以这是一件奇迹，也是可以大写特写的一件事情。
香港社会那时候也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这位我们工会的前辈看到有一个香港的小老板捐了3000块买了两辆车捐给抗日前线。于是他就想到发动香港市民进行募捐，筹集了4000块。那个时候香港市民的工资很低，这是很大一笔钱。他用这笔钱买了卡车，要有药品，送到前线。那个时候的工作不像现在，有手机，有电子邮件，可以一直在线汇报我的工作进度。那个时候，领到了任务就要全靠自己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实现任务，这非常不简单。
作者：秦玥，深圳卫视直新闻驻港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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